2014-11-09

安裕周記:中日往事如煙




然之間,歷史就在眼前重複了。星期五下午,日本放送協會(NHK)發出了一條簡短消息,說中日兩國領導人將在北京舉行峰會;幾乎同一時間,新華社說中日雙方已達成四點共識。這種同步的巧合予人印象似乎是預先安排,中日這兩家國營傳媒像是各取所需,中共要的是日本遵循四點共識,而日本則取峰會舉行。四點共識關鍵在第二及第三點,尤其是第三點「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字眼與正規外交文件不太一樣。
 
日本傳媒那一刻沒有關於四點共識的新聞稿,看不到日文是如何描述,反而新華社英文稿很快就出來,「The two side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different positions ……」。「認識」在四點共識的英文文件是acknowledge,這個英文字很滑頭,如果中文版本是以「認識」來翻譯,這是中共佔了上風,若是用「承認」這一字眼,則是日本先拔頭籌。這個英文字曾經令中共吃過苦頭,外交部條約司被指「賣國」便是因此而起。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公報》第七段,英文是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如果是以「認識」來翻譯acknowledge,恐怕中共那時根本不可能就此簽訂公報,因為美國僅是「認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確認」。可是,《中美建交公報》中文版本卻是這樣:「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字之差,中共今天仍然拿美國和台灣沒轍,美國以《中美建交公報》英文版為憑經年武器售台、仍以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處理對台關係。
 
三十五年間,從《中美建交公報》到中日四點共識,在確認爭議的外交辭令戰,中共今次是汲取了教訓,把《中美建交公報》的英文字眼照抄到中日四點共識,中文版本則是「以我為主」。這樣折射出來的是,縱然習近平與安倍晉三在北京會面,中日關係肯定不會回到從前。
 
世上恐怕沒有那兩個國家像中共與日本那樣love and hate得如此。德法是世仇,英法也有百年恩怨,美蘇更是差點共同毀滅地球,卻就沒有中日那樣的奇特關係。這是因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周恩來是在日本留學期間,通過河上肇譯本首次接觸《資本論》,還是抗日戰爭日本屠殺中國軍民之故抑或其他別的,從來沒人說清楚,因為每當要把這些愛與恨梳理之時,卻因為更多的夾纏不清而放下。今天中日幾乎要在東海兵戎相見,中共有專家說一旦開戰就扔原子彈,好像原子彈在軍火庫裏多的是,不用就會過期的口吻;日本則密密建艦造船,埋首研發戰機火控系統,彷彿明天就要全面開戰。
 
「日中不再戰」的年代
 
目睹這些事難免令人感慨萬千。我在日本的時候,中日關係見得最多的是「日中不再戰」這五個漢字,還是就是東京上野動物園的パンダ(大熊貓)日語假名。《讀賣新聞》每年都有一個世論調查,專門研究日本社會對哪一個國家最好感。這個調查很有意思,這幾年還在進行,第一名通常不是美國便是法國,八十年代,中國一般都在前五名,擁戴率普遍有八成。早不久讀過一個類似調查,討厭中國的超過七成,這個結果很令人感到困擾:這是因為東海那個叫釣魚台的小島,還是其他原因扭轉了基本格局;到底是政客的刻意造成,抑或是兩國的對立蓋過了友好?
 
中共建政後其中一個主要外交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中日沒有邦交,但中共仍派出乒乓球運動員到東京參加世界錦標賽,那時的日本首相就是當今日揆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沒有岸信介點頭,中共運動員無法登陸日本;雖然岸信介對蔣介石的不殺之恩沒齒難忘,在日本各地廣設蔣的銅像,可是他對紅色中國仍有某種期許,應該說,岸信介期待的是這個巨大的巿場。五十年代是冷戰最高潮,中日交流不輟,兩國互派記者長駐,北京《光明日報》東京特派員劉德有一駐就是十五年,成為一項紀錄。
 
半官方半民間的經貿
 
同一年代,中日經貿起動,由於沒有外交關係,經貿往來便是通過一個半官方的組織、中共日本通廖承志及日本眾議員高碕達之助共同設立的「LT辦公室」,L自廖承志的姓氏LiaoT則來自高碕(Takasaki)的T。即便是小量的貿易,但這一條窄小門縫始終一直打開。社會上,日本對中共長期維持一股「新中國熱潮」,尤其在年輕一代的日本大學生當中,中共的形象比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得清新。三聯書店二十多年前出版、梅韜所著的《我的天真爛漫》內真人真事,就是一群年輕日本大學生,在中日關係最困難的時期,仍然堅持學習漢語的人生歷程。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一九五九年從東京大學畢業後,全情投入中日友好工作,一九六年他與日本作家組團到訪北京,受到毛澤東、郭沫若及陳毅接見。由於當時正值第一次反對日美安保鬥爭期間,大江健三郎回到日本後發表文章,認為日本的反安保鬥爭是「報答了中國人民的友誼」。此後半世紀,大江健三郎在反對修改日本憲法戰線上往往第一個發言,從無後退。
 
如果說中共對日本的直接影響,必須提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日本學運。日本學運很大程度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延續,如今香港旺角街頭的佔領者,頭戴勞工安全帽,嘴上捂覑毛巾,這與昔年日本學運學生的裝束一樣,分別只是日本學生的安全帽前沿貼上「ML」或「中核」字樣。ML是「馬克思列寧」,「中核」則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委員會」;兩者俱是日本共產主義同盟分裂出來的派系,口號一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學運其後以不同形式開枝散葉,激進一派組成日本聯合赤軍發動武裝鬥爭,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批聯合赤軍被困長野縣淺間山莊,警視廳找來學生家長到場勸降,令人震驚的是,全國直播的電視現場,家長對兒子喊話,「美國總統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孩子回家吧」。
 
「毛主席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
 
淺間山莊事件同一年,日本政壇巨變,農民出身的田中角榮上台。論與中共接觸,日本遠早於美國,但日本始終無法踰越美國先與中共破冰。一九七一年尼克遜訪華,日本在尼克遜宣布出訪前三小時才得悉,東京感到被美國擺了一道,日本外交史稱為「尼克遜震盪」。一九七二年秋田中角榮上台,馬上啟動外交工程,搶在美國前與中共建交。當時日本全國瀰漫中國熱,兩家航空公司日航與全日空爭覑送日本代表團到北京,結果是一家負責送去,一家負責接返。於中共而言,扳下日本不僅是證明「毛主席外交路線勝利」,更是倒打蔣介石一耙,泄了怨氣。周恩來送給日本兩頭大熊貓,日本電視台幾乎全天候直播上野動物園的一舉一動,「日中不再戰」即出於此時。
 
於日本而言,一個繁榮的中國大陸是其主要期待,要旨在於岸信介年代已存的中國巿場論。日本無法如美國般從政治層面影響中共,這是因為日本外交必須服膺美國的最大利益,田中角榮比美國搶先一步與中共建交,已是非常大膽的僭越。這一思考決定了日本對中共外交的方向以及政策本質,日本要的是外貿巿場,至於更恢弘的地緣政治,就如戰後四度拜相的吉田茂所言,把外交都塞給美國,這就客觀上造成日本此後大半世紀的外交視野匱乏。諸如在二戰歷史及「慰安婦」問題上,日本政客一而再、再而三激怒中韓等國,這是他們沒法把國內問題與國際責任釐清,為的是戰爭遺屬協會的二百萬會員的二百萬張選票。而當美國颳起重返亞太的戰略,失去外交自主的日本一如既往,搭上美國班車,加入圍堵中共的行列。
從經濟交往到政治隔閡
 
與以往的日本政客不同,安倍晉三政府的外交思維來得比較大膽,他要從美國手上奪回主導權,這與一九九年參加休斯頓七國峰會(G7)的海部俊樹不同,海部當年是舌戰六國要求不要制裁六四後的中共政權,安倍晉三則是跳出經濟思考,他要日本在外交上獨立於美國。過往也有日本首相與中國在歷史問題上有糾紛,但都不脫「政冷經熱」模式,小泉純一郎亦是如此。安倍晉三年代則有所背馳,去年日本對外投資出現根本變位,中國從以往的最多日本投資跌到第四位,印尼則一躍而成首席;過往向中國售賣家用電器的日本企業轉型,三菱日立等不是建高速火車便是投資核電,日本企業對此的解說是「中國巿場增長空間不大」。從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降的中日經貿,出現根本上從質到量的變化。
 
於此,四十年間的中日關係已呈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走勢,習近平與安倍晉三會面與否其實對大局已無關重要——中共決意要成為西太平洋的領頭羊,把美日影響力趕出第一島鏈;日本則自覺可以對中共實施遏制或者輕一點層次的「平衡」。基本格局形成,中日之間將是長時間的對決,然而從中日的四點共識尤其是對釣魚台的爭論,中日同意「認識到有不同主張」,慨而言之便是各自表述,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不過這是有覑時空局限,臉皮撕破之後難以縫補,心裏的疙瘩無法消除,隙怨既成,昔日種種,俱成雲煙,「日中不再戰」這五字,於北京於東京,都從此難再說出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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