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15

練乙錚:成王敗寇話魚蛋 暴力和平問馬恩


信報 2016年2月15日

成王敗寇話魚蛋 暴力和平問馬恩

上周一大年初夜香港發生飽含反赤化意味的「魚蛋革命」,北京旋即按化學觀念「定性」,稱之為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為主策動的「暴亂事件」。此事發生在政府大倡港陸融合、民間的分離意識卻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之際,洞照出的是一個歷史關口;統一與分裂,暴力與和平,是這個關口上的矛盾語。

參事者不少已經被捕,走完法律程序之後,其中一些年輕人可能會坐牢。當權派視他╱她們為十惡不赦的叛亂分子,泛民中人不少也會不假思索地割席賣甩。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在當代發生,是非成敗的定論卻不是由當代人下。城中對此感受最深刻的,當非宗廟裏的掌權者,也非江湖上一眾舞文弄墨之輩,而庶幾是吾友曾德成。

一、白蓮教v辛亥革命

猴年春節前後的十多天,筆者都在加國省親,期間應多倫多大學的朋友邀請,參與了該校華人政治學會主辦的研討會,並在會上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主題是香港的自治現況與未來。百多人的聽眾當中,約六成是香港留學生,兩成來自中國大陸。當日由於「魚蛋革命」已經發生,演講之後的一小時答問時間裏,學生發言踴躍,問題大多圍繞社運的和平主義和暴力路線。其後的幾天裏,有多達4個粵語電台網台要求採訪,談的主要也是和平與暴力。

旺角事發之後,因為一些媒體集中傳送涉事民眾對付警察時使用暴力的鏡頭,以致社會觀感不佳,甚至有人認為「民眾無論有什麼理由,使用暴力就是不對,打警察加倍不對」,把「非暴力」提升到絕對的原則層次。其實,暴力一旦發生,大眾特別是中上階層像這樣從維護現存秩序出發譴責暴力,是一種很自然很普遍的即時條件反射;只要現存秩序還相當穩固,便會如此,哪怕它並不一定含很強的正當性。例子之一是清朝中葉發生的白蓮教事件(1796-1804)。

乾隆末年,清廷腐敗日益嚴重,和珅等人的斂財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跟今天大陸的貪官差不多,但四川、湖南、陝西一帶的人民生活卻非常艱困,遂有白蓮教密謀武裝起事,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等口號聚集民眾;惟事未成而遭暴露,被清廷圍剿,但打壓之下的白蓮教卻不斷壯大,好比今天的法輪功,反迫得清廷不得不動用大量財力物力,花了將近10年時間才平定,但國勢從此走下坡。然而,後世評論此事,用的稱謂多是飽含貶義的「川楚之亂」;其後清朝發生的多起類似事件,亦一概冠以類似的負面稱謂,如「稔匪之亂」、「太平天國之亂」,等等。

這等負面標籤,要等到興中會之後的同盟會革命成功了,才有所改變。但孫文的革命,何嘗不是流血加暴動?不僅如此,孫氏在乙末廣州首義失敗之後逃亡日 本,還得到了日本朋友梅屋莊吉等人的慷慨資助,之後購買火器的錢才更寬裕。如此裏通外國的暴力叛逆分子,國人最後卻譽之為國父,地位比起那些之前的起事首領有霄壤之別,無非是成王敗寇的思想作怪罷了,之中當然沒有什麼「非暴力原則」。

然而,暴力到底非好事,問題是當它出現了,各方如何看待。天安門大屠殺發生,舉世震驚,指摘至今不絕,但自鄧小平以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和支持者,都公開或半公開地認為是好事,因為「保證了之後二十多年裏經濟的穩定發展」。香港1967年暴動,絕大部分市民認為是壞事,儘管特區政府的態度截然相反,2001年更把最高政治榮譽大紫荊勳章頒給了當年的暴動首領、鬥爭委員會主席楊光。

也有一些暴力,發生之後經過歷史沉澱,普遍認為是壞的,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國民黨在台灣搞的2.28事件、希特拉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等等;或者普遍認為是好的,例如中國古代的湯伐桀、武王伐紂、美國的獨立革命和解放黑奴的內戰,等等。由此可見,暴力可以因為有良好的歷史作用而得到肯定,反之亦然。這個說法,要比成王敗寇說高明,卻依舊沒有「非暴力原則」。真正有力的「非暴力」論述和替代暴力的有效工具,來自馬克思主義老祖宗。這點說明了,會令京港當權派恥得無地自容。

二、馬克思v恩格斯

其實,社會要摒棄大規模暴力,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國家由上至下所有政治組織層次裏嚴格實施民主真普選。這不是香港民主激進派最近一兩年發明的,而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發展到恩氏晚年的時候,受外部世界環境轉變啟發而生的頓悟。

列寧在共產主義經典著作《國家與革命》一書裏,把「國家」理解為階級之間的矛盾與不可調和的產物,而暴力則是「國家機器」的基本組成部分,與法律互 為表裏,都是統治階級對別的階級使用的管治和鎭壓工具;這不僅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資產階級如此,便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對其他階級和一切反黨分子實行專政的時候,暴力也必須普遍地派上用場。斯大林後來嚴格實踐了列寧思想的這一特別邪惡部分。繼此,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報告》一文裏更奠下了中國階級暴力的高標準。

史、毛二人如此繼承了馬克思對暴力的歷史功用的歌頌,因為此二人自身性格裏充斥着的糟粕,執迷不悟無法看到馬氏晚年的一些看法變化,更無法接受恩格斯最後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根本修正和揚棄。為此,俄國和中國人民付出了、而且還在繼續付出沉重的血肉代價。關於此一革命思想史上的「千古奇冤」,筆者2007年底曾在本報「香島論叢」的一連四篇文章裏詳細論述。下面作一撮要並指出時義【註】。

晚年恩格斯被迫面對一個難題:如何替老馬寫完這位革命大師不會寫、到死也未寫完的《資本論》第三卷。老馬他不會寫,因為遇到了一個不可解的經濟矛盾,而他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得見的實踐,卻未能為他提供解決辦法。老馬深知,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話,不能解決「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誘因問題。他於是試圖求解於當時在歐洲一些地方時興的生產者合作社運動,但很可惜,這個運動無法自延,規模後來愈縮愈小,而且只能在一些小企業裏 有效運作,不能解決國家層面的大企業裏的大問題。那麼,生產合作社既不濟事,革命之後,無產階級用什麼去取代生龍活虎的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私有制,才能使生產力高於資本主義呢?不能解答這個問題,恩格斯繼而承認,他無法替馬克思寫完《資本論》第三卷,特別是對集中論述各種生產方式的第五部分束手無策。如此,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無產階級必須打倒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論述,不攻自破。

馬克思的理論十分嚴謹,論述一個繫着一個;可是,如果一個論述站不住,其他的也就危危乎。如果不要取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了,那麼,他的另一個核心論 述——「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立刻失效,因為馬克思說,暴力奪權然後專政,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目的既失,暴力和專政作為手段,既不必且不義;但如果放棄暴力,不搞專政,走民主議會抗爭道路就馬上提上議事日程。這是恩格斯必須嚴肅考慮的第二個修正。然而,大約也就是 這個時候,即1890年前後,德國以至整個歐洲的政治發生大變。這個變化,也促使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生疑。

席捲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以被鎮壓告終,各國起義工人死傷慘重,工運元氣大傷;不過,一些勝利的保守政府、貴族和資產階級亦從中接受教訓,馬上開始了大量開明改革。在法國,革命期間爭取到的男性普選權保住了;10年上下,普魯士和奧地利取消了農村封建制,俄國農奴制亦告終,荷蘭、丹麥、比利時和瑞士開始了開明憲政並走向多黨真普選。所有這些接踵而來、轟天動地的變革,都可說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

還有的是,六十年代,德國首次有了工人黨,即後來的社會民主黨SPD(此黨尚存,前總理施羅德是黨員並在他執政期間兼任該黨主席)。這個一度在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下列為非法的SPD,其黨員仍可公開以獨立身份競選進入議會,並成功爭取到全民醫療、工傷和老年保險,開現代福利制度先河。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吸收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大刀闊斧地開始。


儘管如此,1890年以前的恩格斯,沒有公開從暴力革命論的觀點後退過。《反杜林論》第四章裏,有一段他在這個時期裏對暴力的典型論述:「暴力還擔 當另一個歷史角色,一個革命的角色。……舊社會胎懷新社會,暴力就是其接生婦。社會運動要衝破如化石般僵死的政治秩序,用的工具惟有暴力——這點杜林先生 一字不提。他只是長嗟短嘆,承認一個植根於剝削的經濟制度可能要用暴力才能推翻,還說那是挺不幸的,因為暴力一定貶低施暴者的道德人格」。

杜林是一位哲學教授,遭恩格斯嚴詞批判,只因說暴力革命「可能」免不了,而不是像馬、恩當時那樣歌頌暴力、主張暴力。然而,恩格斯後來卻轉向接近杜林的觀點而更有所發揮。這個轉向,不是純理論層面的邏輯修正,而是1848年之後政治大環境中的兩個重要事件一推一拉的結果:

其一、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敗給普魯士,巴黎兵臨城下,法國政府與大多數中上階層人士出亡凡爾賽,巴黎工人自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共和政府,號稱巴黎公社;後以武力和凡爾賽政府軍對抗失敗,政府軍屠城7天,死人無數。

其二、1888年,比較開明的德皇威廉二世登位,與俾斯麥不和;1890年2月議會大選,SPD一舉取得15%議席,俾斯麥旋即下台;9月,SPD 合法化,其後發展神速(1912年成為最大黨,1918年普選中首度取得政權;後被暴力派的列寧和蘇共視為眼中釘,從中作梗一分為三,失去領先地位,遂讓 希特拉有機可乘,但這是後話)。

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5個月,他以上述兩段歷史立論,寫成了《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的再版〈導言〉。在這篇〈導言〉裏,馬克思主義地動山搖。

話說1848年歐洲2月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悲慟不已,埋頭寫作《法蘭西階級鬥爭》。是書1895年再版,恩格斯替他寫了〈導言〉,開頭如實簡介此書;然後,話鋒一轉,石破天驚明言過去一系列重要觀點有大錯,跟着便一口氣寫出引發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最重大修正的36段文字。

〈導言〉主要講三點,構成完整論述:

一、恩格斯首先承認,馬克思和自己對歐洲工人革命的形勢一再高估了;先是以為1848年是全面勝利的開始,其後在1870年又犯同樣嚴重錯誤。

他說:「1848年2月革命發生之際,……我們深信偉大的決戰開始了,容它漫長曲折,勝利必屬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後,我們丟掉幻想……但歷史除了證明我們當時觀念錯誤之外,更徹底改變了無產階級的鬥爭環境。當年所用的鬥爭模式的每一方面,今天都落伍過時,必須重新檢討。

「……我們,以及想法和我們一樣的人,全都錯了。歷史說明,歐洲大陸距離可以取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天還遠,證據在於1848年以來,大批大企業出 現在法、奧、匈、波、俄,而德國更躍升一流工業國,靠的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見它當時還有強大生命力……鬥爭因此必須是長期日積月累的事……」

那麼,要日積月累的,是暴力鬥爭的人力物力嗎?

二、〈導言〉指出,工人階級此前用過的暴力手段都失敗了,而且因為科技和經濟發展,無論在武器、戰術、組織、持久力、中產者支持等每一方面,劣勢都急促擴大;他說,面對這種局面,堅持暴力革命無異於自取滅亡。

當時SPD左翼少壯派對此看法大事批評,因此恩格斯在詳盡解釋暴力鬥爭不可恃之餘,在〈導言〉中續說:「讀者現在明白為什麼當局這麼想我們往槍林彈 雨裏衝了嗎?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懇切請求我們再一次扮演炮灰的角色了嗎?……我們不那麼笨了。靠少數精英帶着政治悟性還低的大批群眾、用突擊方式搞革命的 時代已過……50年來的歷史教曉了我們這點。但是,讓群眾都明白要走的方向,需要長期工作,鍥而不捨;我們正在做這種工作,得到的成績已教敵人感到前路茫 茫。」

三、他所謂長期工作,就是教育群眾、爭取選票、走議會道路(恩格斯沒有要走什麼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專制包袱)。他接着在〈導言〉中指出,議會道路成果出人意表,普選已經成為一件「解放運動的關鍵工具」

他續說:「在拉丁語系國家,人們也愈來愈明白到,舊的戰術一定要修正;每一個地方都在效法德國的榜樣,通過選票奪得所有能夠奪得的位子。……就連在 法國這個暴力革命成功機會比德國高的地方,社會主義者也愈來愈清楚,他們要勝利,便得慢慢做宣傳和議會工作。成果還真不缺,不只贏得了一連串市議會席位, 在國會裏取得50席,還居然倒過3個部長和1位總統……。
「……在德國,SPD黨黨人更有一個迫切的特殊任務。我們現有250萬票;如以目前速度增長,本世紀末……就可成為國內的支配力量,所有其他力量都 得尊重我們。……歷史的諷刺把什麼也倒轉過來了。我們這些革命派、推翻派,依靠合法手段鬥爭,比用非法推翻的手段,日子興旺得多了。」是那麼熱情地歌頌民 主議會道路!以前歌頌暴力,現在大不同了。

那麼,恩格斯這時如何界定暴力的位置呢?他認為,暴力不是不可再用,而是在很特殊情況之下才能有效。他說:「當然,我們的外國同志們絕不放棄暴力革 命的權利;這個權利,說到底,是唯一歷史賦予的權利。」權利而已,可用可不用,這就和杜林教授的立場差不多了。誠然,恩格斯始終沒說出口要徹底、百分百放 棄暴力;到最後關頭,也許要有最後一擊。不過,他更強調,只要做好工作,使運動變成真正群眾性,革命便如瓜熟蒂落,毋須暴力。

回到香港現實。香港民主運動激進化,主因在於京港統治集團違背《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裏關於民主普選及港人港治港的承諾;一些年輕港人見「先 禮」(和平抗爭路線)之無效,遂改招數為激進勇武甚或包含若干暴力,是謂「後兵」。這當然是無可奈何的事,然而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就是京港當權派改弦易 轍,兌現承諾。但這並不現實,原因已經不是一念之差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涉及紅色資本在香港作為最大既得利益集體的特殊需要。這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經濟學問 題。篇幅所限,只得下周詳述。

特約評論員

註:2007年的《信報》文章內曾收錄在《信報網站》檔案庫裏,但這四篇文章在別的網站上有收錄,有興趣的讀者可追隨這個連結,特別細讀四篇文章的第三、第四篇: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6/200706200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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