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2

【香港01】沈旭暉國際學術台:港英紳士文化褪色 失去立足世界競爭力 (827)

  • 任何地方都有其獨特文化精神,美國人談「美國夢」,香港人則常談「獅子山精神」,兩者本質相當類似——相信逆境求存、不斷奮鬥、力爭上游,最終總會成功。

  • 很多人相信,獅子山精神是香港今日成功的基石,這種精神令香港能夠在戰後快速復甦,在70、80年代經濟起飛、社會急速發展。

代表香港人逆境求存、力爭上游的獅子山精神。(資料圖片) 代表香港人逆境求存、力爭上游的獅子山精神。(資料圖片)

今次介紹的《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的作者黃兆輝,並不否認獅子山精神的重要性,不過他認為,香港所以成功,其實同樣倚重另一種精神——「半山區文化」。這種精神所孕育出的一眾「港產紳士」,成了香港重要的建設力量。按作者觀點,主權移交前的百多年來,香港融合了中、英兩國文化優點的獨特管治與生活模式,事實上源於上流社會「半山區文化」以及社會基層「獅子山精神」的結合。

本書作者黃兆輝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國際關係學者,他以建構主義研究港澳問題,對這兩個前殖民地的管治頗有研究。他認為要解讀港、澳兩地,需先研究兩地與國際的互動、其後產生的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如何影響兩地管治精英。這本書的出發點,與另一位學者鄺健銘的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樣,同樣是藉重新閱讀英治時代,為當下香港種種管治危機的問題核心與對應方法,探求靈感與新觀點。

本書的主要問題是:英國紳士文化如何形塑對英治香港頗有影響的「港產紳士」?作者認為,近年「半山區文化」漸失,是香港出現政治困局的一大主因。他指出,香港的「英國味道」正在消失,亦因而失去在世界立足的競爭力;尋回這種精神,讓更多港人有機會接受紳士教育,將現時的「社會精英化」變成「精英社會化」,將有助確立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升香港競爭力,追上現代社會的步伐。

《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網上圖片) 《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網上圖片)

後殖民時代重要資產——港產紳士文化

作者強調,香港管治的成敗,關鍵之一,在於官員是具有良好品格。所謂港產紳士,意指英式紳士教育培訓出來的一批高風亮節、曾為香港管治作出重要貢獻的公務員和政治家。作者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受良好訓練、擁抱英式紳士文化與騎士精神的港產紳士擔任殖民地公職,香港管治才能變得清廉與有效率。

這些港產紳士居於香港,熟悉中英文化,當中可分兩類:

一為英裔,他們就讀於英國傳統貴族學校,其後學習中華文化。因為通中英文化,故此作者認為他們的人格與修養,都有別於典型英國人——他們因吸收了中華文化的中庸之道、互相包容、適時妥協的優點,因此沒有像一般英人那樣抱有一板一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另一類為受教於香港西式書院的華人紳士,他們學習了西方自律、認真、守法等精神特質,因此處事有別於一般華人,較少講「人治」、「講關係」。

前一類港產紳士,以港英時代早期,由政府培訓治港的英裔官學生為代表。早期港督與管治階層多為軍人,他們忽視香港內政,重人治多於法治,且乘機斂財,這為管治帶來種種阻力。為解決官員貪污腐敗問題,港府開始了「文人治港」的計劃——這是指推行「官學生計劃」。

作者認為,官學生計劃是英國改革殖民地管治政策的「試金石」。重「文人管治」的官學生計劃,一改早期英人掠奪殖民地的管治風格,改而更尊重被殖民者的生活習慣,管治者視之為有助發展自由貿易的方略。

「官學生計劃」在1861年由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推行。官學生等同於今天的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AO),當時港府於英國本土招募名牌大學畢業生,再安排他們學習廣東話與中華文化;他們受訓後到香港先擔任傳譯官,再學習處理公共事務的技巧。這些英裔公務員既能直接與香港平民溝通,且品格良好,故此有較高管治能力,亦能解決港府缺乏翻譯人員的問題,更有助消除官員貪污弊病。灣仔杜老誌道的杜老誌,是其中一位第一屆官學生。他關心華人社會福利,最終官至布政司及署理港督。華人紳士則多為議員,例如,何啟、伍廷芳等人,他們曾任定例局、議政局議員。

作者認為,「半山區文化」孕育出的一眾「港產紳士」,成了香港重要的建設力量。(Wikipedia Commons) 作者認為,「半山區文化」孕育出的一眾「港產紳士」,成了香港重要的建設力量。(Wikipedia Commons)

以「香港模式」取代華人「醬缸文化」?

作者引用柏楊之言,認為中國文化猶如「醬缸」,缸中人習慣以權謀私、沒有公共價值觀,這令中國傳統官場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背道而馳。作者相信,只有從精神層面出發,才能改變華人的「醬缸」文化。他以台灣為例,指出即使台灣近十多年引入了西方制度,但因為「醬缸文化」已植根台灣,台灣中式文化精神的弊病仍未絕跡,因此過去仍有不少貪污案件。

作者認為,「香港模式」之中的港產紳士,是華人文化面貌變改的成功案例;香港華人社會成功引進英國紳士文化,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良好例子。可是,香港紳士教育也有受地緣政治影響而變質。清廷被推翻後,中國萌生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為防止這些政治思想影響港人,港英政府積極推廣更保守和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國共內戰後,香港人口急增,教育資源未能配合,新建的學校,其師資比以往英式學校差,精英教育因而被邊緣化,變成只有少數人才能入讀的英國貴族傳統公學模式。另一方面,教育普及之後,為方便管理全港眾多學校,政府對傳統名校的監管日增,課程設計、學費和入學要求等方面,均須符合政府要求,辦學自主權因而受限、學校特色漸失。作者進一步強調,寄宿學校生活原是英式教育的重要一環,但由於「土地問題」,港府後期不再撥地興建西式書院學生宿舍,這令香港英式教育「打折扣」。結果,香港漸失傳統的英式教育,也同時失去昔日港產紳士的品格特質。

於當下氛圍,這本書頗有時代意義。2015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強調「去殖民化」的必要,說「舊時代有舊時代的規矩、體制;新時代有新時代的規矩和體制」。這本書既有助令人更易理解,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有何深意,也進一步令人明白,星港差異的一大根源──在《【書評】向新加坡學習,不能忽視其主權國身分》,便提過鄺健銘新著《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之中述說新加坡對港八大啟示的一點:「香港應學習新加坡,放下民族主義世界觀、重視英殖過去與遺產、連接世界」。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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